斯大林能够成为公认的铁腕领袖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非凡毅力和决断力。1941年10月15日，德军即将逼近莫斯科，形势危急。在一次高层会议上，斯大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——宣布苏联的国家机关、行政部门以及主要的工厂将整体迁往距离莫斯科约1100公里外的古比雪夫（今天的萨马拉）。这个决定具有极大的分量，意味着莫斯科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。史料记载配资头条官网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半里，约有779名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提前撤离。然而，与这些官员不同，斯大林决定和贝利亚、米高扬、柯西金等核心人物一起留在莫斯科，坚守在最后的阵地上。
当斯大林面对是否撤离的抉择时，他站在停靠的专列旁，久久没有做出决定，沉默良久。最终，他点燃了一支香烟，作出了决定，选择留下。这一选择并不是草率做出的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战略决定。斯大林知道，如果莫斯科的领导层撤离，这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，不仅会让苏联人民彻底丧失信心，还可能影响整个反法西斯联盟的士气。事实上，政府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撤退计划，甚至准备建立流亡政府。但斯大林深知，这样做只会加剧恐慌，可能还会摧毁苏维埃政权的根基。
展开剩余73%10月15日上午，苏联当局发布了第801号决议，决定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、苏联最高委员会、总参谋部等重要机构迁往古比雪夫，连列宁的遗体和外国使团也将一起转移。内务部的任务十分重要，它不仅要维持秩序，还要执行“焦土政策”。贝利亚被留在莫斯科，准备在必要时炸毁那些无法迁移的工厂和设施，甚至包括世界闻名的莫斯科地铁。就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，地铁首次停运，军方已派出人员待命，随时准备实施破坏。
这一决定很快在民间引发了极大的恐慌。之前，德军已经占领基辅并歼灭了大量苏军，莫斯科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悲观。关于“政府准备抛弃百姓逃跑”的谣言四起，加上许多官员纷纷撤离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几乎崩溃。10月16日，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向车站和城外道路，交通几乎陷入瘫痪。人们为了争夺卡车位置互相打斗，有的甚至用行李打晕车上的乘客，把他们抛下。市内的工人们纷纷停工，冲进办公室要求领取工资，却发现领导早已消失。愤怒和绝望迅速演变为暴乱，不少妇女和儿童在街头遭到殴打和抢劫，社会秩序几乎陷入失控。
记者维尔日比茨基曾记录下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：当暴乱爆发时，街上的警察竟然袖手旁观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三天后，苏联高层不得不紧急下达命令，从10月19日起，莫斯科全城进入戒严状态，警察可随时对煽动暴乱的人进行处置，无需事先请示。这一措施虽然严厉，但奇迹般地稳定了局势。市民看到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，信心有所恢复，开始相信政府会坚持守卫首都。
尽管如此，苏联高层内部依然缺乏打败德军的信心，甚至在秘密筹备“流亡政府”。这个流亡政府的地点并不在西方盟国，而是选择了遥远的印度，以避免受制于外部势力。同时，内务部将军队分散在莫斯科各个地方，准备在德军占领后展开游击战。尽管如此，斯大林深知，如果他个人撤离，即使其他机构得以保留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也将彻底崩塌。作为依靠个人威信来巩固政权的领导人，斯大林认为这种后果是无法接受的。
因此，斯大林坚持留在莫斯科，这不仅是战略需要，更是他政治信念和个人意志的体现。1941年11月7日，尽管面临极大压力，斯大林依然坚持举行“十月革命节”阅兵，以此向全国人民和世界展示苏联守卫首都的决心。虽然为了避免德军轰炸，阅兵时间被提前，形式也显得仓促，但这一场面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。即使今天看到的阅兵影像是事后补拍的，也无法掩盖当时坚如磐石的决心。
然而，这段时间的莫斯科也暴露出了人性中的黑暗一面。城市的混乱让强者欺凌弱者，弱者则把愤怒转嫁到更无力反抗的人身上。许多老人、妇女和孩子惨遭杀害，财物被抢夺一空。斯大林或许也清楚，如果不是他采取了果断的态度坚守莫斯科，苏联社会的秩序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崩溃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这一决断，既是政治博弈的结果，也是他铁腕作风的最鲜明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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