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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80年代初写下硕士论文《梁启超的“文界革命”论与“新文体”》，到今日出版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（增订本）》，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与梁启超的“相遇”，已延续了四十余年。
夏晓虹1981年春于北京大学南门
在这场漫长的追寻中，她几乎走完了梁启超生命的全部轨迹——从报刊佚文到学术讲稿，从考卷到挽联，从“时代伟人”一面到生活中“可爱长者”的一面，每一次都是与前人隔空对话的过程。
她用近十年磨成一部《集外文》，又用二十年再度修订，只为“让梁启超的思想与文字更完整地归位”。她说，辑佚永远是有遗憾的工作，但正因如此，追寻本身才有意义——那是学者与时间的对抗，也是理解一个时代的方式。
在夏晓虹老师看来，梁启超并未远去。他的文字仍在发光，他的启蒙精神仍在延伸。对于她而言，研究梁启超早已不只是学术使命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长久同行。
梁启超在法国巴黎，1919年
近日，《中华读书报》采访了这位“梁启超的长久同行者”，她倾情讲述了数十年磨一剑的背后故事，以及数字时代她如何继续与历史对话。
一
《集外文（增订本）》的修订与发现
Q1
中华读书报：
2005年，您曾出版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》，此次推出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（增订本）》，您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，增订了哪些方面的内容？
夏晓虹：二十年后出版“增订本”，相比二十年前的编辑条件，自然已有很大改善。当年，不少报刊文章不能复印，只好抄录后再排版，可想而知会增加不少错误。此次重新开张，我们先确定了“所有文稿均以原刊本核校，文字依照原本，繁体字、异体字全书不做统一”（《后记》）的原则；同时，请年轻学者帮忙，利用各种数据库，基本配齐了全部原始文献。如此操作，是希望从源头上保证底本的可靠性，从而切实提高“增订本”的准确率。
《新民丛报》时期的梁启超及家人合影
在订正过程中，发现了个别篇目因标题不同，与《饮冰室合集》有重出，故予剔除。如刊于《新民丛报》的《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》，乃是日后成书的《新大陆游记》中的片段，虽然行文略有出入，毕竟是有待修订的初稿，仍应以定本为准。
又有一些篇目次序的调整，除时间先后的考虑外，也包括了误植。最不应该的是《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》。因2005年的《集外文》拖延多年才出版，在漫长的校对过程中，我也时有添加，最重要的就是这本1925年由中华书局刊行的梁启超讲稿。当初也曾犹豫是否收入，因为《饮冰室合集》已经收录了梁氏在南开学校讲演的《作文教学法》（初刊题为《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》），感觉定本在前，这篇在东南大学的同题演讲便不应再占篇幅。后经反复斟酌，认定二文结构上有很大差异，论说也是各有千秋，仍以两存为是。而将原书复印件交给编辑时已临近出版，未及核查，匆促印出，却是放在了收录散篇文章的“文集补编”中。此次修订，才调入其所应在的“专集补编”。
当然，“增订本”最重要的贡献在增补。重要的篇目，就是我在该书《后记》中已经列举的五种：1、梁启超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广东乡试考卷；2、《蔡松坡遗事》，此为梁启超在蔡锷去世十年祭时所写，也是他在诸多纪念这位爱徒的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一篇。3、《和文汉读法》，此书是近代著名的日文学习速成教材，初刊本一直隐身不现，此次刊录，或可称为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（增订本）》的最大亮点。4、《财政原论》，此书实为梁启超同名著作的预告，包括《例言》与《目次》两部分，未见正文固然遗憾，但从现有的一万三千字篇幅，已可尽见该著构思的宏伟。5、《讲坛第一集》，所收九文乃是梁启超1918年年底出游欧洲前已撰就，陆续在北京的《国民公报》、天津的《大公报》与上海的《时事新报》“讲坛”栏刊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梁氏最早的白话著述。当然，“增订本”还有很多散篇增补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
1900年7月励志会本《和文汉读法》正文首页
Q2
中华读书报：
梁启超的写作速度惊人、数量庞大，既为您编《集外文》留下了巨大空间，也增加了辨识和梳理的难度。增订本新发现文献近百篇，其中必有不少爬梳史料的艰难或趣事，能分享一下吗？
夏晓虹：一般而言，搜集佚文，杂志相对容易得到，报纸则很难完整保存。近年由于数据库的出现，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。只是，我得承认，在利用数据库方面，我比年轻学者水平差多了。所以，在辑佚过程中，我会不断寻求他/她们的帮助。比如要查找梁启超的中举试卷，我就委托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栾伟平帮忙。她是我以前指导的博士生，对各种资料库非常熟悉，曾经在校内外多次做讲座演示。她果然不负所托。更多的帮助来自出身北大英文系的王蔚，她对近代史料的熟悉在学界已有口碑。王蔚直接下载了五十多则梁启超的佚作给我，使“增订本”在补遗方面大有提升。
京都大学藏梦花卢氏增刊本《和文汉读法》内封
当然，最应当单独说到的还是《和文汉读法》。关于查找此书初刊本的经过，我已经写了一篇专门的文章《〈和文汉读法〉初刊本复原记》，在《读书》今年第4期刊登，整个搜寻过程可以用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来形容。老实说，2005年《集外文》出版前，我已见过三种后出的《和文汉读法》增补本。加上日本学界同仁樽本照雄先生曾在网上发过寻书启事，并无所获，所以，此次增订时，我对初刊本的现身已不抱希望。还是王蔚将她发现的线索转给我，我才知道，一位中国留日博士李海已经找到了《和文汉读法》初刊本，并发表了研究所得。我于是通过东京大学的陈捷教授，辗转从同在东京执教的陈力卫教授那里，得到了李海送给他的该书第三十八节第六表的复印件。据李海说，这也是初刊本与紧随其后印行的“励志会本”唯一的不同之处。而此后各本的增补，基本都体现在这张“和汉异义字”表上，即从最初的八十七条，最终扩增到一千七百多条。
李海论文「船津輸助蔵『和文漢読法』と梁啓超」
一文中展示的梁启超手迹
我的目的自然是在获得初刊本，可惜陈力卫与李海已经失联，初印本可能藏身的私人图书馆也因疫情的原因关闭。我只能大胆依照李海的说法，将他提供的第六表与“励志会本”嫁接，复原了一个初刊本。最有趣的是，这位关键人物李海后来竟然出现了。他听人说起，找来《读书》，看了我的文章，并发来电子邮件。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早在2011年，其时还在日本读博的李海已经给我写过信，并发来过四篇论文。甚至2023年，我们还通过信，李海在信中告诉我，他在2019年已经回国，到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。看来真是年纪大了，我竟然把这些情节忘得干干净净。于是在回信中，我很懊悔自己的健忘，说“否则我应该直接向你求证即可”。李海的回信也很妙，他首先肯定了我的合成本能够成立：“关于《和文汉读法》初版本的内容，您的分析是正确的，这样一剪辑的话，就是最早的《和文汉读法》版本。”然后说：“您找我求证的话，就没有后来多方求证的趣味和可读性了。”想想，也是。
二
体例取舍与梁启超研究历程
Q3
中华读书报：
您费尽周折求全务真，自然是有意义的，而依照梁启超生前的想法，其文集编纂当经删汰。这样一来，是否符合梁启超生前的想法？
夏晓虹：梁启超生前确实有六十岁“当删定生平所为文，使稍稍当意，即以自寿”（林志钧《〈饮冰室合集〉序》）的说法。具体要删除哪些，除了1926年其侄梁廷灿编辑的《（乙丑重编）饮冰室文集》可视为范例外，晚年弟子吴其昌的记述更为具体。梁启超嘲笑俞樾的《春在堂全书》体例驳杂，“乃下至楹联，灯谜，牙牌，酒令……都吝不肯芟”，说自己日后的文集决不能如此。所以吴其昌称赞林志钧编《饮冰室合集》“楹联以下尽删不录”（《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》），是遵从了梁启超的遗愿。
梁启超56岁像
我做增补时，大体是依照《饮冰室合集》，将所有佚文按照时序，分别纳入“文集补编”与“专集补编”。尽管“文集”部分没有完全遵照《合集》卷四十四以下的分类，依次排列祭悼祝寿文与碑帖、书籍、书、画跋，但还是将《饮冰室诗话》与诗词补遗放到了最后，以与《合集》保持一致。我猜想，有些文章的补辑未必合乎梁启超的心愿。比如，其中举试卷，编纂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的丁文江与赵丰田已经看到，最终却没有进入《合集》，应是顾及了梁氏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态度。
另外也有一些遗漏，显然是编者鉴于时事而有意删落。如《杂答某报》《中国不亡论》等，原为1907年梁启超主持的《新民丛报》与革命派的《民报》激烈论战的文字，1926年版的《饮冰室文集》尚且编列，《合集》却剔除了。而在我看来，这些文章对于了解梁启超当年的知识结构或政治主张，都是不可或缺的篇目。
梁启超手迹
除了这类与禁忌相关的增补，我对《合集》的体例也有突破，主要是指收录了启事与挽联。其实，随着近代报刊的普及，启事已成为各类讯息的集散地。梁启超更有许多长篇告白，刊于杂志与报纸的广告位置。比较极端的例子，如《新民丛报》第53号刊登的《忠告香港〈中国日报〉及其日本访事员》，竟有三千余字，实在不该忽略。只是，梁氏个人署名的启事固应收录，但多人联名者尚需鉴别。我的原则是，这类启事如能表明梁启超本人的态度，即或非梁所撰，亦不妨纳入。若并此也做不到，只是敷衍签名，则不必收入。如1912年11月24日举行的寄禅法师追悼会，梁启超列名为发起人，当日却未到场，此则启事因此不予辑录。
应该说明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我还是会尽量顾及《合集》的体例。比如，《合集》没有单收挽联，而我认为，挽联和梁启超鄙视的楹联等游戏之作完全不同，或许有溢美，却更多真情的流露，尤其是为政治人物所作。不过，出于对《合集》的尊重，我还是尽可能将其作为祭文、函电或相关文献的附录，不单独列出。为此也留下了一些遗憾，像梁启超挽寄禅法师与林长民两则就均未录入。
Q4
中华读书报：
您自80年代写硕士论文就选择了梁启超，算起来互相陪伴了四十余年，在四十余年间，学界对梁启超的认识与研究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？
夏晓虹：1982年春，我开始读研究生，84年夏天毕业，硕士论文题为《梁启超的“文界革命”论与“新文体”》。回头来看，当我83年进入阅读与论文写作阶段时，梁启超研究在国内还很冷寂，可资参考的研究著作，只有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孟祥才著《梁启超传》。这本传记落在今日读者的眼中，已经显得非常陈旧，但整个学界的研究就是从这样的低点起步。对我来说，更值得庆幸的是，就在83年8月，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时出版，此书真正为我打开了进入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大门。
清华国学院导师合影，前排左起第三为梁启超
孟祥才的著作其实是延续了此前的“阶级斗争”那套“革命”话语，梁启超戊戌政变后的政治作为，因此被笼统概括为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”，“逆革命之潮流而动”。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，这种偏狭的政治读解很快被突破，对梁启超的研究已更多从文化层面展开，并逐渐形成热潮。即使以梁启超传记的写作而言，根据2007年我检索国家图书馆书目的结果，当时已出版三十多部，现在自然更多。并且，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极为广阔，文学、历史、美学、学术、政治之外，梁启超的法律、经济思想也都有专著论述。因此，取代“绊脚石”一类恶谥，梁启超已普遍被誉为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”。甚至此前一直遭受批判的梁启超所秉持的“改良主义”政治理念，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面评价。不难看出，梁启超研究多元化的趋向，正与学界的整体变化同步。
Q5
中华读书报：
在序中您提到“以我的性格，凡事既已开头，便求完备”，从编《集外文》到今天的《集外文（增订本）》，陆续二十多年做这一件事，您觉得可称得上“完备”？
夏晓虹：2000年写作序言时，我的确有追求完备的想法。不过，二十五年后再写《后记》时，我已经“明白辑佚永远是有遗憾的工作”。这样说，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理想，而是“完备”作为设定的目标，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。尽力而不可达，也就没有遗憾了。目前的“增订本”也确实算不上完备，起码我在《后记》最后提到的一些篇目还有待发现原刊。我只能寄望于未来还能有机会再做增补。
Q6
中华读书报：
能否以此为例，谈谈您的治学方法和态度？在研究过程中，是甘之如饴还是历尽艰辛？
夏晓虹：相比大多数研究者，我在资料搜集上应该算是很舍得花功夫。最早是和陈平原一起编过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一卷，这本书是我们出版的所有书中引用率最高的，大概做近代文学研究的人都读过。我还合编过《北大旧事》《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》，主编过“学者追忆丛书”，其中《追忆康有为》《追忆梁启超》两本由我自己承担，这些书在学界也都很得好评。我觉得，编资料集并非只是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其实自己更受益，因为辑录的过程会让你对这些史料格外熟悉，在撰写论文时会自动浮出。
梁启超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（节选）
《新小说》1902年第1号
编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》也是如此，甚至一些研究题目主要是依靠其中的史料完成。例如我写《梁启超与〈中国图书大辞典〉》，所倚重的最重要文献，就是收录在《集外文》中的《〈中国图书大辞典〉编纂内容概要》与《编辑〈图书大辞典〉（又名〈群籍考〉）计画》二文。在查找目标文献的同时，周边的材料也会进入你的视野，为日后的研究与写作带来便利。所以，编资料集确实很辛苦，但在嘉惠学界的同时，也可以促进个人研究，我对此还是很有成就感。
三
梁启超的公众形象与当下意义
Q7
中华读书报：
您如何理解作为“公众人物”的梁启超？研究梁启超给您本人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夏晓虹：我为自己的梁启超研究合集、三卷本的《阅读梁启超》所写《总序》中，曾经谈到梁启超最吸引我的，就是他作为时代伟人、启蒙先驱与可爱长者的魅力。这可以算是我眼中作为“公众人物”的梁启超的形象。称其为“时代伟人”，看重的是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所具有的覆盖性影响，也就是说，“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、学术思潮更迭、社会政治改良，梁启超不仅身历，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”。而且，阅读梁启超的著作，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历史的隔膜，反而会生出一种历久弥新的欣喜，这其实与他始终不变的启蒙者身份有关。再加上梁启超人格的光明磊落，做事的兴趣盎然，“爱家人，爱朋友，爱文学，爱书法，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”，都会让人乐意与之亲近，长久盘桓。
梁启超行书李商隐《无题》诗
而说到研究梁启超对我的直接影响，我本来是文学专业出身，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，对梁启超的理解就很难深入，毕竟文学创作只是他平生著述中少之又少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在完成第一部著作《觉世与传世——梁启超的文学道路》之后，追随“时代伟人”与“启蒙先驱”梁启超的身影，我也从文学进入了更广阔的史学领域，因而能够走得更远，看到更多、更精彩的风景。所以，我的第三部梁启超研究著作，题目就叫《梁启超：在政治与学术之间》。
Q8
中华读书报：
您曾提到从梁启超进入近代文学、文化研究，可以做到借一个人理解一个时代。那么您认为研究梁启超于当下又有何意义？
夏晓虹：确实，我一直很庆幸自己进入近代文学专业不久，就遇见了梁启超。由于梁启超自身的丰富性，使得对他的研究，足以扩展成为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。而我对于近代中国的认识，也是借由梁启超研究而逐步深入。
梁启超致胡适信札
不只如此，虽然我并不喜欢追问历史研究的意义，更愿意让整个阅读与分析的过程保持求知的纯粹性，但我也看到了梁启超并未远去的事实。许多近代名人已被今人遗忘，而梁启超无论是论述的引用率，还是文学创作或影视作品的“出镜率”都十分可观。“可爱长者”的形象固然让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，不过，根本而言，作为“启蒙先驱”的梁启超在近现代中国不懈进行的“国民常识”教育，直到今天都没有过时，值得我们一再重温（参看本人的《梁启超的“常识”观》）。
梁启超提出“中华民族”概念
四
数字时代的学术探索
Q9
中华读书报：
您在学术研究中会先考虑借助网络等多媒体搜集、研究资料吗？
夏晓虹：时至今日，恐怕任何一位偏于史学的研究者，都已经不可能完全舍弃网络资源不用了。特别是在查找、搜集资料时，各种数据库确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这在答问开始的部分，我提到数据库在《〈饮冰室合集〉集外文（增订本）》的校勘与辑佚方面发挥的作用，已经有所显示。
其实必须承认，如果仍然用手工操作，靠个人阅读积累，那么，现已收入《集外文》的一些篇目，很可能发现不了。比如《祖国政府与南洋荷属华侨教育》，原本发表于在上海编印、销售到南洋各埠的《荷属华侨学生会季刊》上，我绝对想不到梁启超会有文章在此刊出。所以，数据库确实可以延长我们的目力，把我们带到远方未知处。
梁启超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合影，1919年
Q10
中华读书报：
您如何看待AI对学术研究的影响？
夏晓虹：我觉得人工智能即AI在学术研究上的影响和数据库有本质的不同。现在很多人批评的AI一本正经地造假，通过链接足够多的资料库，后续会解决。这一点我并不担心。而我认为AI更大的危险在于，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，它会取代人的思考。这和数据库只是辅助人类的研究，主要的工作仍然必须由学者完成不同。但愿我是杞人忧天。
看完夏老师“寻找”梁启超的故事，
你有什么想展开说说的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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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End-
观点资料来源：
《中华读书报》2025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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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饮冰，难凉热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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